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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我二叔名叫李大正，说是二叔，其实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，只长我七八岁，还是我家的佃农。

        李大正本来有个弟弟，他俩的爹死的早，好在他娘本也不是谁家的小姐，从小农活干惯了，有的是力气，虽然刚开始累的够呛，但等兄弟俩长大了却是帮她分担不少。

        李大正打小就聪明，于是家里硬抠出些钱供他去读书，希望他日后有出息，但不等他念完小学，他娘就病倒了，李大正便辍学回家帮弟弟干活，同时照顾他娘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家子就这么支撑着过了下去，即使生活艰苦，李大正也总挂着笑脸。我小时候总学着我爹的样子站在自家的田埂上背着手，观望百亩绿油油的农田，见到我的男人女人都要停了手上的活，称我一声“少爷”，但唯独李大正只抬起头，笑着叫我名儿：“金旺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样不懂规矩的人我本想叫他吃苦头，但李大正从兜里掏出一颗糖给我后，我就原谅了他。

        糖纸被热融了的糖壳粘黏一片，我顾不得嫌弃，扒开便急急地塞入口中——我娘不肯让我多吃，所以即便在我家，吃糖的机会也是少有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坐在一旁看着李大正卖力地挥着锄头，烈阳映在他被汗浸的铜亮的身体上，热油油地发着光。

        李大正时不时地用搭在脖子上的汗巾擦脸，见我一直盯着他，又是冲我笑。

        我那天又问他要了一次糖，他说兜里本来只有两颗糖，一个给弟弟，一个给他娘。因为给了我一个，所以他弟弟就没得吃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我问他，为什么不能把剩的那个给弟弟？

        他笑着跟我说，因为他娘喝的药太苦，所以一定要给她吃颗糖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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